导读：“我已经很怕在中国出席钢琴独奏会了，因为在这里能体验到中国钢琴生态形形的活灵活现。如果是郎朗或李云迪的音乐会，琴童们就会像面对神祗一样，或者说像ＩＴ业的小屁孩见到比尔・盖茨或丁磊、张朝阳们一般，基本上属于‘教主崇拜’一类。但是最可怕的音乐会是真正大师的音乐会，因为真正的大师在中国琴童脑子里往往‘名不见经传’，两千万人中绝大多数连施纳贝尔、里赫特、吉列尔斯、米凯朗杰利都不知道，当然他们了解的作曲家及作品都很有限。”

  这段乐评是对当下“钢琴热”现象的描摹。明星钢琴家的“教主崇拜”与钢琴大师的“名不见经传”，反映出的正是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典型现象。

  本文拟从大众文化视阈透视钢琴演奏、考级及相应的“钢琴热”带来的新文化景观。在阐析大众文化对于钢琴艺术发展的良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着力发掘其内在实质及存在的问题，如：是热爱钢琴艺术本身？还是追逐钢琴所带来的各种虚幻光环？热爱音乐？还是热衷于音乐之外的各种实际利益？并试图揭示出中国新一轮“钢琴热”的“南辕北辙”，即：中国人学钢琴成为“时髦”的真正成因及弊端。

  在现代工业及至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地发展中，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市民化、市场化、同一化的趋势。大众文化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及新的文化模式。“大众文化是一种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以现代科技传媒为手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市民大众为对象的社会型、大众化的文化形态。它具有商业性和产业性、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和娱乐消遣功能及批量复制和拷贝的创作生活方式；具有主体参与、感官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费都市化、市民化、泛社会化的审美追求。”由此，文化的本性、旨趣和功能都有了质的改变，文化固守的精神追求――自律与自足、批判与创造已被掩蔽，在大众文化中取而代之的是他律与“类物”、迎合与摹仿。

  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特别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文化在中国方兴未艾。在这一时期，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都市消费时代来临；同时，经过“文革”后二十多年的教育投入，国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民众对文化教育和精神生活有着更多的渴求与关注；再者，外来大众文化的进入、现代传播技术的影响，也造就了大众文化在中国的繁荣与崛起。反映在艺术领域，无论是商业片、网络歌曲还是广告设计等等，无不体现出大众文化发展的显著特征与强大动力，呈现出当代中国开放、多元、兼容的文化景象。本文选取的观测点――钢琴艺术在大众文化视阈中与不一样的层次文化的交流、融合也体现出以上特点。

  钢琴艺术曾经是贵族文化的一部分，其发端、形成，与“上流社会”密不可分。作为舶来品，自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献古钢琴于万历帝以后的两三百年间，钢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因为乐器本身的稀有、造价不菲，加之其演奏技术的艰深、不易掌握，音乐内容的抽象性、不易理解，其传播范围仅限于由宫廷至教会学校、再到专业院校。其身价非寻常人家所享有，其内涵亦非普通百姓所享用，是不折不扣的“小众”艺术，因此也被冠以高雅艺术与精英文化的身份象征。

  然而，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钢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如火如荼。在数以万计的琴童与追随者中，既有真正的乐迷与知音，也有大批大众文化作用力之下的拥趸。究其文化心理的形成主要有：

  1、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增长率逐年提高，人们的收入也在大幅度增加。告别了温饱问题，有车有房、富足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成为民众的新追求；与此同时，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使得西方文化理念的渗透与接受更加平常，钢琴艺术作为文化上层建筑和西方经典艺术品种，成为民众眼中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它仿佛寓意着一个新的阶层、一种物质生活的梦想。

  ２、大众审美心理的文化自觉。经历了“文革”等政治运动后的今天，人们的思想不再有诸多禁锢，生活状态更放松，休闲时光、浪漫情调成为一种更广泛的精神生活梦想。钢琴由其造型、音色、表现方式兼具怡情性、赏心悦目，学习钢琴、欣赏钢琴音乐犹如中国古代赏习“琴棋书画”的那般雅事。在这一文化心理的推动下，钢琴艺术以其高雅品貌在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中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壮大发展。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来自法国的通俗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在中国广受欢迎，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从１９９２年在北京的第一场音乐会起，他来中国演出达到一年数次的高频率，从音乐厅到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克莱德曼的通俗钢琴曲处处可闻。

  克莱德曼及其钢琴曲的魅力在于：其一，明星气质为演奏加分。金发的克莱德曼容貌俊朗、台风幽默洒脱，在轻松愉悦的音乐之外尽显法兰西的浪漫与优雅，被舆论称为“钢琴王子”。其二，入乡随俗地改编曲目。克莱德曼和他的团队始终将观众作为接受主体，最大限度地考虑观众的欣赏趣味来选择曲目。自《太阳最红》、《梁祝》的改编以来，他还陆续演绎了数十首中国钢琴曲，力图与中国观众引发更多的共鸣。

  作为大众文化兴起初期来到中国的通俗音乐家，克莱德曼及其团队对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大多数表现在：

  １、克莱德曼的音乐会是国内演出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早期实践。直到克莱德曼的到来，中国人才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演出合同。中国国际文化艺术总公司的总经理江凌一直是克莱德曼的中国代理。她说，第一次请克莱德曼时，法方拟就了一份包罗万象的主合同，包括国际和城际的交通运输、住宿、日程、餐饮、技术细节等等。这摞合同书让江凌震惊不已。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服务于国家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演出考虑的只是文化和国际影响，连票房这个词都还没听说过，更想不到宾馆、饭菜都能被写进合同里。中方工作人员为这份合同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演出全面化的市场运作模式第一次登陆到中国。从此，中国的演出市场进入了正规的市场化运作。中国人从这次开始知道，合同里所有琐碎的要求都是为了演出的顺利成功。

  2、让中国观众接近钢琴及钢琴音乐，大量由古典乐曲、中国乐曲改编而来的钢琴曲使得钢琴艺术不再遥不可及、晦涩难懂，钢琴音乐就在你我身边，清晰、明快，甚至不需要繁复的演奏技术就能如卡拉ＯＫ般自娱自乐、陶醉其中。克莱德曼和他的通俗钢琴曲在中国的流行，对钢琴艺术起到了极大的普及作用，他拥有的广泛受众正是诞生广大琴童的基础条件，在此基础上天才钢琴家也当横空出世。

  郎朗，一位笼罩在无数耀眼光环下的８０后钢琴家。与克莱德曼不同的是，这位新一代“钢琴王子”是古典音乐明星。在严肃音乐普遍不景气的今天，郎朗却以其在艺术与商业领域的骄人业绩创造了一个神话，几乎无人能敌。郎朗的走红及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成才之路，也是大众文化心理世俗化在钢琴艺术上的反映。

  郎朗１９８２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的普通干部家庭，幼年艰苦的求学经历如今伴随他知名度的节节攀升已广为人知。比经济条件更严酷的，是郎爸“棍棒底下出才子”的教育思路，值得庆幸的是――郎爸成功了。郎朗的天赋与勤奋在其父强硬的态度坚持下取得了巨大收获。

  时势造英雄。郎朗的走红是多种因素、多方联结的结果，是一种必然，与克莱德曼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先导也有内在联系。首先，从时间上看，郎朗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名可追溯到他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读书的９０年代，此时接续着克莱德曼和他的通俗钢琴曲在中国的“普遍撒网”，钢琴艺术走出象牙塔，获得大众知名度和接受。其次，在克莱德曼之后，民众已不再满足于外来大众文化带来的单纯感官愉悦，更贴近民众生活环境、更高端技术的中国面孔代表性人物才能满足、适应大众文化再生产的感性、理性需求。

  大众文化的基础是“大众”，即普通民众。在这一群体中暗含着“草根阶层”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心理。偶像的产生成为必然，郎朗的形象符合了这样的心理需求：年轻、多金、时尚；非凡的艺术才能如璀璨星光只可远观，出身平民、白手起家的奋斗历程似乎又可亲可及。一方面，民众需要偶像，需要为其理想代言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偶像本身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对于明星梦的追逐、期望出人头地的人生态度，都显示出大众文化的内在特质。郎朗的明星路既是音乐产业商业化运作的结果，也是大众文化功利性的集中体现。

  郎朗和郎爸的成功激发了许多家长督管孩子学习钢琴的决心。在孩子身上实现自身的人生理想，学习钢琴同样也能成为明星，可以既富且贵；只要拼命努力，就能实现梦想，改变个人甚至全家的命运。在部分这样的理念指引、利益驱动下，考级大军浩然形成，关于考级的争论与忧虑从此不绝于耳。

  全国范围内的钢琴考级活动开展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已持续举办了二十余年，考级机构及考点设置持续不断的增加，参与人数逐年上升，大有席卷全国之势。以安徽省为例，考级机构除了有省音乐家协会承办的“中国音协业余钢琴考级”，还有安徽省文化馆、安徽省民族管弦乐协会等主办的各层次、范围的钢琴考级，以及几家国内著名音乐学院的校外考点。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就近参加考级、扩大考试规模，各考级机构都采取“送考到地方”的策略，仅省音协在省内地市布点就达１１个，２０１１年在安徽省参加“中国音协业余钢琴考级”的总人数为３５７２人。暑热难当的７、８月间，数千参加钢琴考级的考生与家长聚集于各考点，人头攒动、琴声嘈嘈，一派忙碌景象。

  然而，考级中凸显的问题多年来也同样高热不退。尽管经历了专家会诊、多方呼吁仍缠结不清。主要症结就有：

  １、由于在相当多的地方乐器考级的成绩可当作招收特长生的条件，于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达到某一乐器演奏级别当作了唯一的奋斗目标。此外，在家长方面存在的认识误区的引导下，乐器考级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忽视基础训练，全力应付考级的现象。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大批考生虽然勉强考过较高级别，却不具备应有的基本功和基本音乐素养。

  ２、由于业余音乐考级具有了市场性，所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哄而上、多头考级的现象，这既导致了考级应试倾向的恶化，也给不负责任的教学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且给家长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无论家长或考生的急功近利、揠苗助长，还是考级机构的同质化、无序竞争，可以说，这一状况体现了国内钢琴考级活动在忙碌中的茫然。这也是大众文化的特点所在――群效应。

  群效应是指个体因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做出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行为趋同。从克莱德曼到郎朗，钢琴艺术及其引发的艺术活动因受群效应的推动影响，已成为中国民众身边和心里渐为熟知的文化品种。合理地利用群效应将有利于钢琴艺术的良性发展；反之，将导致偏颇观念与行为的渲染、蔓延，造成负面影响的深度扩散。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破了中西文化、古今文化、雅俗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界分，促进其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景象。钢琴艺术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规律和态势，“整合”成为关键词，各种价值观念的混搭、杂糅不可避免。

  克莱德曼的成功最初是将古典乐曲改编为简化版的钢琴曲，加上电声乐队伴奏，用现代、通俗的形式演绎古典、经典。他演奏的中国乐曲更是糅合了民间曲调、流行歌曲等一应民众耳熟能详的旋律，显现出其追求最大受众面的商业企求。特别是对于《太阳最红》、《一条大河》等红歌的改编，在唤起民众集体记忆与情感呼应的同时，也力图向“主旋律”靠近，以期获得主导文化的认可。

  在音乐之外，郎朗更像是一位娱乐界明星，他的衣饰装扮、他参与的社会活动、他的个人情感都是民众谈论的话题。郎朗的明星路既是一位爱乐人追寻音乐梦想的跋涉之旅，也是一部渗透着辛酸泪水的当代功利教育的例证，更是大众文化浮躁特性的体现。

  应该说，在大众文化视阈中，克莱德曼和郎朗是一脉相承的两位指标性人物。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在中国开创了高雅艺术通俗化的先河，郎朗的明星路实践了精英文化的本土化、大众文化心理的世俗化。克莱德曼的乐器是古典的，郎朗的乐音是古典的，除此之外他们的艺术理念、运作方式等都打上了大众文化的深深烙印，市场化、市民化是其内涵与特征。及至钢琴考级活动的繁荣，也与这两位“钢琴王子”的艺术与商业影响力密不可分、互相促进，形成了更大范畴的大众文化体验。

  央视２０１２年“春晚”上，另一位年轻的古典钢琴家李云迪与台湾流行乐手王力宏为亿万观众合奏了一曲中国钢琴改编曲《金蛇狂舞》。由此可预见，大众文化视阈中的钢琴艺术“混搭风”或将日渐流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钢琴艺术为指征的高雅艺术、精英文化，不再是一件文化奢侈品，而是与大众文化紧密互动、一起发展，这喻示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包容力，折射出文化民主化的和谐面貌；同时，对大众文化视阈中的钢琴艺术发展的正确引导也应当更加受到重视与关注。

  城市大众文化已非昔日引车卖浆者之流的民俗文化，它有着五光十色的外表和与时俱进的风采。克莱德曼与郎朗在大众文化视阈中的不期而遇，绝非刻意安排，而是历史的既然，即：古典要流行，必然要改繁易简，突出旋律与节奏的明快；而古典要长久，也不能古板呆滞，而要注入更多的青春活力，并以新的时代激情，精湛无误的技艺，重新予以阐释。

  当然，克莱德曼也好，郎朗也罢，他们在商业大潮下的音乐市场游弋中有普及古典音乐之功；但也在将古典音乐通俗、流行化的过程里，陷入了程式化的泥沼，即：在克莱德曼各式中外优美旋律及郎朗华丽演奏技巧的表象笼罩下，是否有与此相符并深厚的内容，抑或打动人们心灵最深处的真情实感？当有人问及《一条大河》乐曲所包含的场景，郎朗竟一无所知；而《太阳最红》这首只有了解过那段历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具有的复杂情感，可能也是克莱德曼所不能理解的。

  在此，我们应牢记吴梦非先生的名言：“我们的目的不是想把艺术降低到民众的水平，我们是想把民众抬高到艺术的境地。”这一目标时至今日，依然任重道远！